浙江这片被时光与文化浸润的土地，闪耀着深邃灵动的光芒。从上山的稻种到良渚的玉琮，从古越的坚韧到吴越的融通，宋韵雅致、阳明心学，黄帝传说、和合智慧，丝瓷茶风雅……这些深植血脉的文化基因，构成了浙江独特的气质与活力。
2024年，文化基因激活工程首次提出了上山文化、良渚文化等10大现象级省域文化标识，以此为基础，逐个文化标识开展专项解码研究，讲清楚“浙江的文化有什么”“这些文化是什么”，绘制文化标识图谱，初步构成了“何以浙江”的阐释体系。
今天，为大家带来第四篇——吴越文化：江南繁盛的开端。
以临安为原点，吴越越千年，以家为根、祖训传世，孕育钱氏千年望族的家训文化；以城为业、扩城兴市，奠定杭城千年风貌的营城理念；以国为本、善事中国，开创江南千年繁华的保境安民策略，共同成就了后世长三角地区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。
展开剩余91%其核心内涵主要包括：
1.纳土归宋、善事中华的大义之举
2.垂范后世、赓续千年的钱氏家风
3.功在当代、泽被后世的水利建设
4.影响后世、奠定范式的园林建筑
5.精艺制瓷、精湛冶炼的产业体系
6.奠定基础、规范格局的城市营建
7.崇经尚佛、影响深远的东南佛国
8.开拓航路、联通中外的海外贸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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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代十国时期（907年—979年），吴越国第一代国主钱镠及其后继者一直奉行“善事中国”的政策，这一政策使得两浙地区的百姓得以远离战火纷扰。据《吴越备史》记载，唐末以来，中原多事，多方势力劝钱镠称帝自主，但他居安思危，审时度势，提出了“保境安民，善事中国”的治国方略。他在《与董昌书》中说：“与其闭门作天子，与九族百姓俱陷涂炭，不若开门作节度使，终身富贵无忧。”临终时他叮嘱“子孙善事中国，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”。
钱镠画像(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)
978年，吴越国王钱俶上表宋太宗，把他所辖江南二浙领土、军民全部献出，使得两浙地区的百姓得以远离战火纷扰，史称 “纳土归宋”。纳土归宋有力推动了吴越社会的安定与繁荣，“钱塘富庶盛于东南”，到北宋时杭州一跃成为“东南第一州”。
杭州钱王祠内三筑杭城壁画
钱塘江流域地势低洼，入海通道淤塞不畅，致使潮患频发，严重威胁两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面对这一严峻挑战，吴越国开启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，钱塘江捍海石塘工程——我国古代重大水利建设工程之一，由此拉开建设序幕，并衍生出钱王射潮等民间传说。
钱王射潮雕像
据《海塘录》《咸淳临安志》等史料记载，吴越王钱镠为根治潮患，征调二十万军民，历时多年修筑起规模宏大的捍海石塘。这项浩大工程西起六和塔，东至艮山门，绵延百余里，采用“石囤木桩法”等先进工艺，开创了我国海塘建设的新纪元。工程完成后，不仅有效抵御了钱塘江大潮的侵袭，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和文化遗产。
这一工程充分展现了吴越国“保境安民”的治国理念，其技术成就和工程规模在当时世界水利史上亦属罕见。钱塘江捍海石塘的修建，不仅解决了当地的水患问题，更为后世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水利基础。
吴越国治水的智慧，不止于“堵”，还在于“疏”。在修筑海塘的同时，一方面仿效唐代李泌，拨银在城内挖井取水，另一方面大力开展西湖疏浚工作。将西湖水引入农田，推广“圩田”技术，化水患为水利，促进农业高产，也为运河航运提供了稳定水源。
在太湖，钱王设立“营田使”专管水利，系统整治太湖周边的塘浦圩田系统，使溇港的排灌功能更加高效。通过溇港的排涝和灌溉，太湖沿岸的沼泽地被改造为肥沃的圩田，成为“鱼米之乡”，支撑了吴越国的财政和粮食供应。
钱镠将钱塘江与太湖水系、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等重要水系进行疏通，让整个水系互联互通，达到平衡。
吴越国手工业繁荣，技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，尤以秘色瓷和金银器最为著称。这两类工艺品不仅是吴越国宫廷用器和外交礼品的重要组成，更代表了当时中国工艺技术的最高成就。
越窑秘色瓷，又称秘瓷、秘色越器。“秘色瓷”之名可能源于用保密的釉料配方涂抹器物表面而烧成的瓷器。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“如冰”“似玉”的美学效果。唐中朝时期，上林湖越窑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，成为吴越国的“贡窑”。五代吴越国时期，钱镠把烧造秘色瓷的窑口划归官办，命它专烧贡瓷。据记载：“越上秘色瓷，钱氏有国日，供奉之物，不得臣庶用，故曰秘色。”这意味着在晚唐至五代吴越国期间，秘色瓷专为中原皇家所供奉，且严禁臣民使用。近二十年来，杭州和临安先后在钱氏家族和重臣墓等七座墓中，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。
吴越国的金银器种类丰富，造型新颖，装饰精美，主要用于佛教供奉、宫廷赏赐、外交礼品等。在吴越国王室墓葬中，金银器大量出土，其中金花银器、嵌宝鎏金银器等尤为引人注目，这些器物充分展现了吴越国在金银器制作方面的高超技艺。杭州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吴越国鎏金纯银阿育王塔，融合了捶揲、錾刻、鎏金等多种工艺，堪称五代时期江南地区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。此外，牡丹双凤对飞纹鎏金银盒、五代飞鹤牡丹纹錾金银盒以及五代飞鹤牡丹纹錾花银盂等器物，也都是吴越国金银器的杰出代表。
吴越国的佛教发展在钱氏家族的扶持下达到了鼎盛。钱镠深知佛教对稳定民心的重要性，效仿唐代帝王支持佛教，修复了灵隐寺、净慈寺等损毁的寺院，钱弘俶遣使至高丽、日本求取天台宗典籍，弥补会昌灭佛后的散佚，同时主持刊刻《宝箧印经》《华严经》等，推动佛教典籍的传播。钱弘俶还将禅僧延寿尊为永明寺住持，其著作《万善同归集》提倡“禅净双修”，影响后世净土宗发展。
吴越国对天台宗的复兴、禅净合流的倡导，直接影响了北宋佛教的宗派格局。永明延寿的思想成为后世中国佛教“诸宗融合”的范本。钱弘俶与高丽、日本的佛教交流，促进了天台宗、禅宗在东亚的传播。
吴越国三世五王虔诚奉行“信佛顺天”的信条。在此影响下，杭州佛教兴盛，呈现寺院林立、宝塔遍布、梵音不绝于耳的景象。除了重修灵隐寺外，又将下天竺寺改建为五百罗汉院，还在两寺之间新建灵鹫寺。飞来峰被佛寺环绕，成为佛教氛围浓郁的区域，也揭开了造像活动的序幕。
杭州许多著名佛教寺庙也都始建于这一时期。比如六和塔旁的开化寺、法喜寺、南塔寺、慧因（高丽）寺、梵天寺等，都是当时创建的。这些寺院分布在杭州的山间湖畔，有的依山而建，有的临水而立，共同构成了吴越国时期“佛国杭州”的重要宗教版图。
钱镠撰写了“八训”，并在临终前整理成《武肃王遗训》，作为家族传承的核心纲领。经过后人的不断补充和完善，最终形成了《钱氏家训》。钱氏家训的核心要义包括忠孝为先、勤俭为本、诗书须读、奢靡莫染等。家训强调德才兼备，注重修身立德、报效国家。钱氏后人不仅在政治、军事上有所建树，还在文学、科技、外交等领域涌现出大量杰出人物，如钱学森、钱伟长、钱三强等。
武肃王遗训
第一，要乐等到心有忠孝，爱兵抚民。
第二，凡中国之君，虽易异姓，宜善事之。
第三，要度德量力，而识事务，如遇真君，宜速归附。圣人云：顺天者存。又云：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免动干戈，即所以爱民也。如违吾语，立见消亡。依我训言，世代可受光荣。
第四，视百姓三军，亦为一家之体。
第五，戒听妇言，勿伤骨肉。古云：妻妾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衣服破犹可新，手足断难再续。
第六，婚姻须择门阀之家，不可图色美与下贱人结褵。以致污辱门风。
第七，多设养无告四民。
第八，莫爱财无厌征收，勿贪图美色安逸。勿持势力作威，勿得罪群臣、百姓。
第九，子孙后代，莫轻视祖先，节日勿忘祭祀。
第十，宜明礼教。此长富贵之法也。倘有子孙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便是败坏我家风，须当鸣鼓而攻之。
“钱氏家训”不仅在家族内部传承，还超越了一族一姓的局限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家训强调的家国情怀、忠勇为国等理念，对于当代家庭、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2015年，《钱氏家训》作为古代廉政文化典范登上中纪委官方网站，《钱氏家训》被列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成为第一个国家级家训非遗项目。
吴越国的园林建筑主要集中在苏州和杭州等地。苏州的园林如沧浪亭、环秀山庄等，都是在吴越国时期建造的。沧浪亭始建于五代时期，由吴越国王钱俶的妻弟孙承祐营建，后经北宋诗人苏舜钦修葺，成为文人园林的代表。环秀山庄则是由钱文恽在晋代王珣、王珉兄弟的宅第基础上建造的，园内高岗清池、乔松寿桧，展现了当时的园林艺术水平。
吴越国的园林建筑融合了中原和江南的文化特色，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，使得苏州的园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。吴越国的园林建筑注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结合，强调“移步换景、虚实相彰”的手法，这种艺术风格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。吴越国的园林建筑不仅是当时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，也是后世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历史和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。这些园林不仅具有观赏价值，还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。
中国古代城市有城郭之分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各诸侯国都城便形成了统治者居城、平民居郭的环套布局。到南北朝时期，随着地方权力扩张与军事防御需求升级，州府城市开始围绕行政中心衙署营建子城（内城），并与罗城（外城）构成双重城垣体系。
吴越国时期对杭州进行了多次扩建。钱镠在唐昭宗大顺元年（890年）开始第一次扩建，修建了夹城，主要用于军事防御，将杭州向西南扩展至秦望山一带。随后在唐昭宗景福二年（893年），钱镠组织了二十余万民工和兵士，修建罗城，覆盖更广泛的居民区，形成“南北展而东西缩”的“腰鼓城”格局，大大扩展了杭州的城池范围。此外，在后梁开平四年（910年），吴越国又扩建罗城三十里，进一步扩展旧城东南部。杭州在吴越国时期基本形成了“三面湖山一面城”的独特城市格局，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。
此外，吴越国还在各州进行了筑城活动，奠定了“古今重叠型城市”的发展基础。其中州府子城典型代表有嘉兴子城（时称秀州子城）、温州子城和湖州子城，罗城典型代表有嘉兴罗城（时称秀州罗城）和金华罗城（时称婺州罗城）。
吴越国的贸易活跃，范围广泛，涵盖了国内和海外多个地区。在国内，吴越国与中原地区及契丹（辽国）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，主要出口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、香料等商品，同时从北方获取马匹、皮革、金银器等物资。此外，吴越国还通过海上贸易与日本、朝鲜半岛、东南亚、印度以及阿拉伯地区进行经济交流，出口的越窑青瓷等商品在海外广受欢迎。杭州、明州（宁波）、温州、台州等地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。吴越国的贸易不仅推动了经济繁荣，还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。
越窑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示意图
这一时期，也涌现出一批活跃于各条商路的专业商人群体，成为连接吴越与各地经济的重要纽带。在这些商人中，蒋承勋堪称代表性人物。蒋承勋是明州著名商人，他活跃于吴越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，在吴越国时期的东亚贸易网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，往来商贸之间，同时肩负着传递两国文书的重要使命，保持吴越国与日本的外交关系。
自钱镠始，吴越立国72年，对内奉行“保境安民、善事中国”，对外大兴舟楫商贾之利，通过对外交往和海外贸易，在乱世中成为富庶一方的东南乐土。
从目前海外遗存来看，越窑青瓷遍布太平洋西海岸和印度洋、阿拉伯海沿岸亚非国家和地区中世纪的都城、枢纽港口、贸易集散地遗址，佛教、伊斯兰教的寺院和祭祀遗址，宫殿建筑以及贵族墓葬等遗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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